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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40特邀成员、中国人民银行货币金银局局长王信  新浪财经讯 “第五届金融科技外滩峰会”于2018年7月7日-8日在沪召开,CF40特邀成员、中国人民银行货币金银局局长王信在“专题讨论四:全球金融科技监管新趋势”中表示,现在民间的数字货币,其实不应称之为货币,因为它们没有发挥多少货币的职能。  王信称,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不排除未来有可能民间数字货币会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货币的职能。从历史看,各种形态的货币竞争一直存在,比如实物货币、贵金属货币、纸币等都曾经共存;同时,不同主体发行的货币,包括各国的法定货币也存在竞争。但历史上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是,货币发行从分散到集中、由民间主体发行到有国家信用支撑的中央银行发行,这适应了经济稳定发展的需要。   王信认为,中央银行要牢牢把握货币发行权,避免法定货币的地位受到挑战,因为这样可能对经济、金融、社会带来潜在的巨大不利影响。目前可能存在打着“数字货币”旗号进行非法集资、欺诈、过度投机等现象,如果一些数字货币越来越多地发挥货币的职能,更需要进行约束和打击。  以下是发言全文:  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巨大冲击和深远影响,对监管提出了挑战。全球各大经济体对金融科技监管的现状亦不尽相同。美国、英国等监管机构及国际协会等均开始了对监管科技应用实践的相关研究。该专题将汇集全球监管方共同探讨:全球金融科技监管的现状、经验启示,以及中国发展监管科技的可行路径。  管涛:我是今天下午第一场讨论的主持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管涛。我们这一场的主题是“全球金融科技监管新趋势”。金融科技的发展势不可当,同时给监管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过去两三年时间,中国对金融科技监管有些新的思考和进展,国际同行在金融科技监管方面也有很多好的经验。  我们有五位嘉宾参与这轮讨论。第一位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金银局局长王信先生,第二位是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孙天琦司长,第三位是上午做过精彩发言的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助理主席Michele Bullock,待会她会有些补充,第四位是新加坡金管局首席金融科技官Sopnendu Mohanty,最后一位是国际金融协会创新与金融科技高级顾问Conan French。首先每个人有5-7分钟的发言,把自己的观点进行阐述,然后进入互动环节。  王信:今天我主要想跟大家分享我对民间数字货币和讨论中的央行数字货币的一些看法。  现在民间的数字货币,其实不应称之为货币,因为它们没有发挥多少货币的职能,如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等等。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不排除未来有可能民间数字货币会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货币的职能。从历史看,各种形态的货币竞争一直存在,比如实物货币、贵金属货币、纸币等都曾经共存;同时,不同主体发行的货币,包括各国的法定货币也存在竞争。但历史上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是,货币发行从分散到集中、由民间主体发行到有国家信用支撑的中央银行发行,这适应了经济稳定发展的需要。民间货币的分散发行很难契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在危机时如果出现流动性不足,可由中央银行紧急提供流动性,避免危机扩散。在未来科技发展的情况下,货币竞争可能会发生变化,但中央银行集中发行的历史趋势很难改变。  我个人认为,中央银行要牢牢把握货币发行权,避免法定货币的地位受到挑战,因为这样可能对经济、金融、社会带来潜在的巨大不利影响。目前可能存在打着“数字货币”旗号进行非法集资、欺诈、过度投机等现象,如果一些数字货币越来越多地发挥货币的职能,更需要进行约束和打击。当然,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需要密切关注金融科技的发展,完善监管科技,同时充分动员社会力量,研发央行数字货币。在各个国家,有关央行数字货币的考虑可能不同,在中国,央行数字货币作为实物现金的某种替代可能较为合理。它大体上应该遵循目前现金的运转模式,比如双层的发行结构,借助商业银行,不对现有的金融格局造成大的冲击等等。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时间关系,我就向大家报告到这儿。非常感谢!  管涛:谢谢王信局长的精彩发言,主要观点我总结一下,第一,民间发行的货币,现在还不是真正的货币,从历史看,存在货币竞争现象,但最后都会过渡到央行发行货币。第二,央行今后仍然要牢牢把握货币发行权,但希望借助民间力量研发央行的数字货币。

原标题:央行王信:民间加密数字货币很难取代法定货币 王信在论坛上表示,即使是民间加密数字货币得到一定的发展,发挥一定程度的货币职能,也很难取代法定货币,这是我的基本判断。  12月17日,以“金融科技助力现代金融体系建设”为主题的2019第三届中国互联网金融论坛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中国金融学会秘书长王信在论坛上表示,即使是民间加密数字货币得到一定的发展,发挥一定程度的货币职能,也很难取代法定货币,这是我的基本判断。“民间的数字货币很难解决信任的问题,因此无法得到广泛的使用。如果民间数字货币是通过一个算法产生,背后并没有一个中央的发行体,就是通过一个算法,谁来维护民间数字货币的稳定性,其价值的来源是什么,这是大有疑问的。”王信说。以下为现场演讲实录:王信:尊敬的李会长,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流,也非常感谢主办方的邀请。今天我想向大家报告的题目是“数字时代的货币竞争”。说起这个话题是因为现在民间数字货币不断涌现,尤其是今年6月份天秤币白皮书的出现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不管未来天秤币的走向和前途怎么样,各种各样民间加密数字货币还会继续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在数字时代,数据和算法都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区域内发挥一定的货币职能,也就是交易手段、价值储藏、价值尺度等等,但要完全发挥货币的几种职能还需要观察。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假如现在所谓的加密数字货币进一步更多地发挥货币的职能,未来有没有可能对官方法定的货币造成冲击?这可能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从货币史的发展来看,货币最早就是分散发行,也是民间机构发行,中央银行是很晚才出现的一种制度,实际上就是从分散到集中、从私人到官方的一个演变路径,那么在数字时代会不会出现逆转?民间货币是否会对法定货币造成冲击,甚至将来取而代之?这同样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个人观察。我个人认为,上述可能性应该是比较低的,未来数字时代的货币竞争依然是法定货币的竞争,但法定货币的竞争会带有更多的数字时代的特征。为什么说民间数字货币不可能取代法定货币?主要有几个方面的理由:货币不单单是某种支付的手段和价值的尺度,实际上带有很强的政治的色彩,也是主权和政权的象征,主权国家通常都要发行自己主权的货币,所以这种状态、这种情况不会因为数字时代的到来发生改变。法定货币实际上是政府筹集资金、掌控资源和调控经济的基础手段之一,所以货币的发行权是至关重要的。大家也都看得很清楚,通过掌握货币发行权,一国政府就很容易筹集资金,实行宏观调控,简单来说就是通过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在危机的时候通过中央银行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从而维护金融的稳定。为什么过去可以有民间货币的发行?主要因为过去的经济是自发调节。随着普选和有组织公会的兴起,经济自发调节的代价就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就需要由政府部门和中央银行进行集中的宏观调控。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最主要的手段之一,货币的发行是中央银行进行调控的基础。大家可能记得Libra天秤币出现之后就有一个漫画,美元中间的图像不再是华盛顿,变成了扎克伯格。这意味着假如天秤币真的得到普遍使用的话,美联储的职能和权力可能都会受到相当的影响,所以这个漫画其实是很有象征意义的。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这种需要通过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需求就变得更大,因为经济持续处于一种低迷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的角色就更加重要,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很难设想如果民间的数字货币进一步削弱法定货币的地位,削弱货币政策调控的作用,实际上对经济发展的稳定是非常不利的。民间的数字货币很难解决信任的问题,因此无法得到广泛的使用。如果民间数字货币是通过一个算法产生,背后并没有一个中央的发行体,就是通过一个算法,谁来维护民间数字货币的稳定性,其价值的来源是什么,这是大有疑问的。比如Facebook以及它的合作伙伴毕竟是民营机构,民营机构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所以当出现和公众的利益冲突的情况下行为可能就会发生变化,从而引起公众对它信任程度的下降。这一次天秤币受到很多质疑,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一段时间Facebook因为滥用客户的数据,对客户的隐私保护并没有做得很好,对Facebook本身产生了质疑,因此对天秤币计划也是不利的,所以从信任的角度来讲民营机构很难解决这个问题。民间货币很难满足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金融稳定的需要,大家知道为了维护经济发展的需要,货币的供应和供给应该需要有弹性的,应该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灵活地进行调节,当出现危机的时候,民营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突然枯竭的情况下,一定要有中央银行这样一个统一的机构向市场提供流动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民间的数字货币占据主要地位的话,民间货币很难发挥这样的作用,因此很难适应现代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需要。综上所述,我个人认为未来即使是民间加密数字货币得到一定的发展,发挥一定程度的货币职能,也很难取代法定货币,这是我的基本判断。未来应该仍然是法定货币的竞争,但法定货币的竞争可能会有两种和数字形态相关的特征:一是通过数字的稳定币,如果有些法定的货币基于美元、欧元作为发行的准备来发行稳定的数字货币,实际上背后仍然是政府,信任的基础仍然是法定货币,就是说虽然是民间的机构,背后的信任基础仍然是国家和法定货币。二是官方的数字货币或者中央银行的数字货币之间直接竞争,大家知道人民银行正在研发法定数字货币,一些其他国家也在进一步加紧相关的工作,未来我们可以期待在数字时代,货币的竞争基本上是法定货币的竞争,会带有更多数字化的色彩,非常值得进一步关注。以上就是我的报告,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澳门新葡金娱乐官方网站,日前,央行召开2019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会议要求,要因势利导发展金融科技,加强跟踪调研,积极迎接新的挑战。加快推进我国法定数字货币(DC/EP)研发步伐,跟踪研究国内外虚拟货币发展趋势。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近年来已成为全球持续关注的焦点,很多国家已明确提出了研发本国数字货币的设想。有观点认为,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将成为全球金融体系自放弃金本位以来最大的变革。国际清算银行(BIS)总经理近日表示,全球中央银行可能不得不早于预期发行自己的数字货币,BIS也支持世界各国央行努力创建数字版本的国家货币。据BIS于2019年1月发布的《谨慎行事——央行数字货币调查》报告,参与调查的央行中有70%正在参与或将要参与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工作或研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分论坛上曾表示,“目前全球对数字货币的研究中,中国是走在前列的。”研发,深入推进中自2014年起,中国央行就在时任行长周小川的倡导下,开始了对数字货币和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目前,央行经过国务院正式批准,正在组织市场机构进行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兼货币金银局局长王信在2019年7月8日举办的数字金融开放研究计划启动仪式上说,“在脸书发行天秤币的时候,我们的数字金融研究平台也成立了。我想这可能不是一个巧合,至少说明了国内外对数字金融、金融科技等方面高度重视,而且从学术研究、实际应用等方面都提出了非常迫切的课题。”王信当日5500多字的演讲成为舆论焦点,并登上新浪微博热搜榜,这与当下人们对数字货币,尤其是央行数字货币的关注热情形成呼应。5年多以来,几个重要的阶段勾勒出中国深入推进央行数字货币研究的脉络。公开资料显示,2014年年初,中国央行成立了法定数字货币专门研究小组,以论证央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可行性。2016年1月20日,央行首次提出了对外公开发行数字货币的目标;同年6月15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成立区块链研究工作组。2017年1月29日,央行正式成立数字货币研究所。在成功开发法定数字货币原型后,该所在南京、深圳等多地布局,通过与研发机构和产业结合,以实现金融科技研究成果开发的落地。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工作目前由央行货币金银局管理。2019年2月21日,央行副行长范一飞在央行2019年全国货币金银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深入推进央行数字货币研发。5月底,在贵阳举办的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开发的PBCTFP贸易融资的区块链平台亮相,其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贸易金融,并已落地。截至博览会举办时,在PBCTFP平台上已经搭建了4个区块链应用,有26家银行参与,实现了1.7万笔业务,超过40亿元的业务额。有分析指出,PBCTFP是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在区块链落地应用上的尝试,它的成功运转能够为行业的数字货币基于区块链的使用提供经验,这一点显示出了中国发展数字货币的谨慎。发行,具有自身优势值得注意的是,央行主管的《中国金融》杂志曾于2016年推出主题为“央行数字货币研究与探讨”的封面策划,17篇文章分别对数字货币的发展方向、原型构想、技术路径选择、法律依据以及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等关键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其中,署名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巡视员兼票据交易平台筹备组组长徐忠等三人的文章《央行数字货币理论探讨》指出,“数字货币作为法定货币必须由央行来发行,其发行、流通和交易都应当遵循传统货币与数字货币一体化的思路,实施同样原则的管理,尤其要服从于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需要。在中央银行发行数字货币的实际操作中,不仅仅是运用区块链技术,还可以借鉴吸收近年来涌现出的大数据分析体系、账户体系、云计算以及安全认证等领域的创新技术。此外,是采取中央银行完全中心化发行,还是采用‘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体系半中心化发行方式,也值得探讨。”央行副行长范一飞则在其文章中指出,从现有的一些类数字货币看,其背后都运行着去中心化机制,主要通过分布式记账方法建立信任体系。但这些类数字货币依然存在着与历史上私人货币一样的根本性缺陷:价值不稳,公信力不强,可接受范围有限,容易产生较大负外部性。因此,由中央银行推动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势在必行。央行数字货币以国家信用为保证,可以最大范围实现线上与线下同步应用,最大限度提升交易便利性和安全性。而署名为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项目组的文章则指出,中国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具备明显的优势。一是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后发优势,历史包袱小,数字化程度高;二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电子商务经济最活跃的经济体,终端用户使用数字货币的潜在需求旺盛,应用场景丰富。因此,中国法定数字货币发行流通体系的建立,对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货币政策实施、金融稳定性维护、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乃至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也是中国启动法定数字货币研究最重要的动力源泉和基础支撑。挑战与未来作为新生事物,数字货币的发展,同样面临风险和挑战。比如,在民众普遍关心的数字货币安全性和隐私保护问题上,中国央行也表现出特别的重视和谨慎态度。2018年3月,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现任中国金融学会会长)指出,研究数字货币不是说让货币去实现某种技术方案的应用,而是说本质上是要追求零售支付系统的方便性、快捷性和低成本,同时也必须考虑安全性和保护隐私。在2019年7月8日的数字金融开放研究计划启动仪式上,王信表示,央行货币的数字化有助于优化央行货币支付功能,提高央行货币地位和货币政策有效性。央行数字货币可以成为一种计息资产,满足持有者对安全资产的储备需求,也可成为银行存款利率的下限。此外,央行数字货币利率可成为新的货币政策工具,央行可通过调整央行数字货币利率影响银行贷款利率,有助于打破零利率下限。从比特币诞生起直到现在,监管一直被视为数字货币领域的一大难题。王信指出,金融脱媒(即金融非中介化)的风险加大带来监管套利的风险。很多从事数字金融的机构并没有完全置于金融监管下,不同监管部门及不同国家的相关监管也不同,这些都会造成监管套利,或者带来监管空白,可能导致风险产生和扩散。至于如何避免这类风险,范一飞曾在2018年发文指出,“大国发行央行数字货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和人口受教育程度差异较大,在设计和投放(发行)、流通央行数字货币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系统、制度设计所面临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可考虑采用双层投放,来应对上述困难。”据介绍,央行数字货币采用双层投放体系,是在遵循传统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模式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无论是二元模式,还是双层投放体系的提法,范一飞副行长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须选择对现有货币体系、业务架构以及基础设施冲击最小的方式。”时任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姚前在去年的一篇署名文章中写道。另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周小川近日表示,中国可能会用一种新的方式发行央行数字货币。这种方法可以让央行数字货币尽可能地规避波动风险。数字金融领域的国际协调和合作,同样值得关注。王信指出,“在这方面,我们的业界和学界已经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比如说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高层次的对话等等。事实上,现在在BIS、IMF等国际金融政策平台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讨论。在这些平台上,我们特别需要尽快地发出中国的声音。中国的声音不一定完全代表政府的声音,也应该有很多重要的市场的声音、民间的声音。这样才能在国际相关政策讨论、规则标准制定,乃至真正的产品和服务的竞争方面,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利益,推动我们数字金融的发展。最终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更好地防范金融风险。”来源:《环球》杂志 第15期;《环球》杂志记者 吴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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